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一届全国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大会上，申老师邀请霍大同老师，童俊老师，严和来老师围绕“新冠疫情：深度心理学反思”做主题研讨，内容精彩！

 

经研讨者授权，我们将部分内容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

 

主题研讨者：

 

霍大同：精神分析家；四川大学精神分析学教授；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主任

 

童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认证分析师；同济医学院教授

 

严和来：法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协会（SPF）精神分析家

 

申荷永：IAAP/ISST；IAAP/ISST中国学会（CSAP/CSST）首任会长

 

大会研讨现场（2020.11.29）

 

霍大同：很高兴参加这次大会，感谢申荷永教授对我的邀请。

 

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次疫情，我们能够看到死亡的威胁，面临死亡的威胁，就有了精神的创伤，可以说，这是因为死亡威胁而导致的创伤。

 

而这个创伤仍然不是我们深度心理学的主要焦点，那么，我们面对的真正困难是什么？

 

就是当前这样一个死亡的创伤，唤起了过去童年期的创伤。那么，这样一个叠加的、双重的创伤，才是我们深度心理学真正关心的问题。

 

比如说，有一个母亲因为新冠病毒去世，女儿非常地悲痛。那么，她为什么很悲痛？

 

除了她母亲逝世这样一个打击之外，更重要的是她早年，在她出生之前，她有一个哥哥早夭了，她母亲就一直沉浸在死亡的悲痛中——一个严重的、抑郁的悲痛中，然后生下了这个女孩子。

 

这位母亲三天两头到她儿子坟前哭泣，对女儿也就疏于照顾。女儿因此对母亲有一种既恨又爱的双重情感，这是她早年的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遇到她母亲去世这一事件，她就更复杂了，一方面她对母亲有恨，但另一方面又有对母亲的爱。现在母亲死了，在某种程度上她甚至会觉得，是不是因为她恨母亲，所以导致了母亲逝世。因此她更为自责。

 

 

那么，我们深度心理学要处理的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女孩子双重的死亡创伤，而不仅仅是当前所遇到的一个创伤。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分析过程才有可能解决。

 

我做这样一个引子开个场，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提问。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霍教授的开宗明义，直接把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对来访者治疗的多重性的深度呈现给大家。我们现在有请童俊教授，请她讲一讲武汉中心是怎样联合了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团队，为疫情之下的民众提供了非常好的心理学的帮助。

 

童俊：首先，谢谢申荷永教授的邀请，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和两位著名的学者一起探讨深度心理学的反思，还有尊敬的霍大同教授，还有我们的后浪严和来博士。也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但是我不会照着你的指引来，I am sorry，我要接着霍大同教授的话题。我不需要在这里介绍我们所谓的抗疫一线的丰功伟绩，我觉得那是作为一个武汉人，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应该做的，那不值得一提。

 

这次疫情，就像大家知道的，我就在这个风暴眼上，然后我作为一个多年的临床精神病学教授也做了很多研究，我倒真是有一些反思。

 

霍大同教授刚才举的例子，就是我们深度心理学工作者要做的。当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到来，他内在的客体，可能他的祖宗八代都带过来了。

 

……

 

 

我曾写过一篇（分析）《白鹿原》的文章。我觉得它谈到了我们的文化创伤和代际创伤，我从集体无意识层面进行了反思。

 

我觉得，我们离创伤的历史很近，特别是我们近代有那么多的创伤，我们得一个个地深入下去，才能够真正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传统习俗去联结。

 

我自己反省很多，不管是谁，都容易跳到文化里去。但是我想要提的是，我觉得弗洛伊德还是很了不起，他永远在那里谈我们的“阻抗”。我们的阻抗有很多层面，自己的层面，生活环境等层面。

 

但是如果要真正建立一个基于我们文化的深度精神分析，这些创伤是我们要去处理的。我们要走过这些最黑暗的地方，我们要经过这种炼狱，才能够真正地提炼到我们文化的一些精华。可能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地生出来有自己特色和文化底蕴的深度的精神，深度的心理学理论或者实践。

 

 

严和来：我很感谢能够在这个台上跟一些大家们同台，很荣幸。刚才听到霍老师和童老师的发言，我有点感想，也稍微讲一下。

 

拉康曾经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镜子阶段——助成“我”的功能的形成》，我觉得拉康在这篇文章里面，很好地阐释了我们每个人的“我”是怎么来的。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他说，个体变成“社会我”的时候，他必须要穿越文化，穿越传统习俗。

 

 

这次疫情，和西方的抗疫措施比起来，我们做得很好，坦率说，我们不是吹牛，真是这样的哈。

 

但是为什么西方做得好像有点麻烦？

 

我觉得这次疫情让我们很好地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穿越文化、穿越传统习俗的时候，“社会我”到底对我们起了多大的作用和帮助？

 

也许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荣格提出来的集体无意识的价值，很好地反思它。

 

原作者未知|图源：网络

 

第二个，我回应一下刚才霍老师跟童老师讲的话题。

 

我讲一下我个人，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在乡下，我跟我父母待在一起。本来在乡下，我大概待两个星期就回城市上班了，但这一次新冠疫情走不掉了，我待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前回家，父母搞点好吃好喝的，临走前整些好话，没有矛盾。

 

（这次在家待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前能够回避的一些矛盾，现在没法回避，我们不得不面对它。

 

另一个，可能以前，我们每个人在建立自我心理结构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称得上是“正常人”。

 

这里正常人加了引号，是因为弗洛伊德说，所有人大概都是神经症患者，那么“正常人”就是说我们的问题不是那么麻烦，内心冲突也不是那么强烈；但是每个人的心理结构多多少少都有点裂缝，裂缝以前可能是毫不起眼的，但是这次疫情，这些毫不起眼的裂缝也许就受到了冲击。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就像刚才霍老师和童老师说的，其实还不是疫情本身的问题，是我们之前积累的问题，因为疫情，以前的裂缝变大了。

 

 

申荷永：谢谢各位，感谢大家。我顺着三位的思路一起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由于疫情唤醒的这种死亡焦虑的背后是一种潜意识，如果从分析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潜意识中间还有潜意识。实际上童俊老师也提到了文化创伤，而这个创伤就不仅仅是个体的，是一代人，还不仅仅是一代人，期间也会影响很多人，这样可能就有一个社会文化潜意识的问题。

 

弗洛姆提出“社会潜意识”，汉德森老师（Joseph Henderson，荣格的第一代学生，经典分析心理学的见证人）提出了“文化无意识”的概念，接着就是荣格讲的“集体无意识”。

 

荣格《红书》中的插图，荣格手绘

 

从集体无意识角度，从疫情发生到现在，在引起的“普遍焦虑”的过程中，可能会让人看到巴西、西班牙或者原来发生过的瑞士的病毒等对人类的影响，可能都在我们当下的这种普遍焦虑中间。

 

如果进入荣格心理分析，我们所有的症状背后可能都是阴影。

 

可以告诉大家，可能这次的新冠病毒进入的不是地球，而是在人类的阴影下。疫情引发世界范围内普遍焦虑，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不得不面对阴影。

 

图源：网络

 

2019年8月份，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分析心理学大会上，有一位97岁的老太太，她是诺依曼的学生，大会颁发“荣誉会员”给她，她作了发言，她说，我们整个人类到现在，尽管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刚才讲到的灾难，但是可能阴影离我们人类最近的时候就是当下。

 

那是她在2019年8月份说的一句话。我们现在，果然，至少近百年，人类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次新冠病毒，有6000多万确诊患者，140万死于新冠病毒，数据每天都在攀升。

 

这是荣格画的阴影，《红书》里面的插图

 

我的一位分析师，他说“阴影”，用了英语“shit”（对不起，这话有点不好听）；他继续说，但是99%的黄金也在其中。

 

甚至再延伸一下，大家不是都追求所谓的“自性化”吗？不面对阴影，你感受不到自性的存在。

 

德尔斐神殿的箴言：认识你自己。

 

那么，怎么认识自己呢？

 

宙斯留下了第二个注解：The suffering，the knowledge，“苦难即自知”。

 

焦虑、苦难，个体的，社会文化的，或者说集体无意识的记忆也在此刻被唤醒，那么如何面对？我们能做什么？

 

选择与变化，就在我们面前。

 

这是我的回应。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