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訪談(八十八)| 心理學家申荷永:治癒與轉化是心理分析的關鍵所在
心理新青年 2024年08月09日 08:42
申荷永,博士,心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職南京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復旦大學,現任職於澳門城市大學,心理分析研究院院長;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心理分析師、國際沙盤遊戲治療學會(ISST)沙盤遊戲心理治療師,IAAP/ISST中國學會(CSAP/CSST)暨華人心理分析聯合會(CFAP)首任會長,洗心島文化暨東方心理分析研究院創建者;“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國際論壇”(1998-2023)與“全國心理分析與沙盤遊戲大會”(2008-2024)主要發起人與組織者,富布萊特講座學者(Fulbright Scholar-in-Residence, 1996-1997),愛諾思(Eranos)“東西方文化圓桌會議”主講人(1997/2007/2019/2022),“斐恩講座”(Fay Lecture)和“梵蒂岡論壇”主講人(2018),IAAP與ISST等重要國際學術大會主題報告者(Plenary speech),以及在美國加州大學(UCLA)、義大利羅馬大學、伊朗德黑蘭大學、瑞士蘇黎世榮格國際學校、以色列巴蘭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學術演講;著有《心理教育》、《心理場論》、《團體動力學》、《理解心理學》、《中國文化心理學心要》、《心理分析:理解與體驗》、《沙盤遊戲治療》、《榮格與分析心理學》、《心靈與境界》、《榮格與中國文化》、《核心心理學:申荷永費恩講座》、《洗心島之夢》和《三川行思:汶川大地震心靈花園紀事》等,主編《點金石心理分析譯叢》、《文心吉慶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叢書》、《心靈花園沙盤遊戲叢書》和《榮格全集》(20卷)及策劃《榮格文集》(9卷)等,創辦《心理分析》、《沙盤遊戲》中文期刊,以及洗心島出版社;發起與推動“心靈花園”公益專案暨“牽牛花心理服務”;其代表作《核心心理學》有英文出版,諸多論文被翻譯為多種語言發表;2022年入選榮格學派《新宗師》(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Classics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 The New Ancestors),2023年在《人格之上:自性化與榮格心理分析師的童年》(Beyond Persona:On Individuation and Beginnings with Jungian Analysts)中被作為當代分析心理學代表人物;其有關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尤其是“核心心理學”(Psychology of the Heart)的研究與著作被認為是榮格之後的重要發展與貢獻。
採訪正文:
《心理新青年》:申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能否和我們的讀者分享一下,當初您是為什麼對心理學感興趣?為何走上了心理學的道路?
申荷永:多謝,難得有你們《心理新青年》,新穎獨特,寓意深遠。
我的心理學是由斯賓諾莎引入的,那是在讀了他的《知性改進論》之後,1976年,在我作為知青下鄉的時候;其中的啟示是“人的心靈與整個自然相一致的知識”,愛自然,愛智慧,自知之明與心靈境界,近乎一種呼喚,至今仍然是我的興趣與追求。
我1978年入伍,在部隊當兵的時候偶然遇到一本“被丟棄”的《心理學》,看似偶遇也是彼此的等待與尋找。後來,1982年,我開始記夢,記夢的本子扉頁用了歌德的《浮士德》:“我是一無所有而又萬事具足,我向現實邁也向夢境追尋”……仍然是偶遇,遇到楊菁與張作光(楊菁當時在總參工作,她是楊勇總長的女兒,張作光當時在中央書記處工作;他們夫婦來山東菏澤調研是為了楊勇先生的傳記寫作),通過他們兩位,我結識了程元善與董奇(程元善是張厚粲老師最早的研究生;他和董奇是同學與摯友),程元善與董奇幫我策劃與備考心理學研究生,給我寄來弗洛伊德《夢的解析》等書籍,以及他們兩位在北師大聽課的心理學筆記。
程元善與董奇知道我的興趣,建議我報考南京師範大學高覺敷先生的研究生。當然,有他們兩位鼎力相助,我也如願以償,有幸能遇到高覺敷老師,碩博連讀,畢業後作為高覺敷先生的學術助手,走上了心理學的道路。
《心理新青年》:您的導師對您產生了怎樣的深遠影響?
申荷永:是,導師的影響是深遠的,不管是學術,思想或人格;有形與無形,甚至有一種超越性的意義,或稱之為心靈的意義與影響。
我的導師有高覺敷先生,他1896年出生,我隨高老師碩博連讀並為其學術助手數年;還有劉恩久先生,我入讀南京師大研究生先是跟劉恩久老師;當時南京師大的魯潔、高文遠、丁祖陰、肖毓秀、林鳳藻、黃龍(我的英文老師,紅學專家),以及南京大學的夏基松(哲學家)老師等,都對我有所影響。當然,我還有我“夢中的老師”(內在的指引),以及諸多良師益友,還有那不可思議的八十年代生活,改革開放,如火如荼。
高覺敷先生九十歲生日,1986年,南京師範大學準備了盛大的學術論壇來為高老慶生。高老的一些學生,如李伯黍、朱曼殊、陳孝禪、孫名之、楊爾衢等也都在現場,但當時安排要讓我來代表高覺敷先生學生致辭(理由是高覺敷老師年齡最大,我的年齡最小)。我用“虛懷若谷”作為發言主題:虛懷若谷可概括高覺敷老師的思想與人格,以及對我的深遠影響。
1989年我博士畢業後,相繼採訪了國內20餘位資深心理學家,如陳立、左任俠、周先耿、林傳鼎、胡寄南等,藉以探索與理解“中國心理學的形成”和“中國心理學開創者”的心理學,前後2年獲益良多;實際上,正由於我是高覺敷老師的學生,才能有幸完成這具有歷史意義的研究訪談。後來,1993年我去到臺灣,訪問黃堅厚、楊國樞、張春興、吳武典、吳靜吉等,他們也都對高覺敷老師肅然起敬。而吳武典先生更是自認高覺敷師門,因為他的老師錢萍是高覺敷老師的學生。
2016年,為紀念高覺敷先生誕辰120周年,南京師大組織學術論壇,國內諸多資深心理學家聚集,我代表高覺敷先生學生致辭,用“若饑若愚,虛懷若谷”作為標題,仍然是將虛懷若谷作為高覺敷先生的風範以及對我們學生的影響。高覺敷先生不僅是一般的史學理論家,其對於當時國內精神分析、心理動力學、格式塔心理學、教育與發展心理學、人格與社會心理學、宗教心理學、文化心理學等,都有開創與引領性的研究,也都有對我學術發展的重要影響。
當然,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包括老師對學生的期望。記得有一次在高覺敷老師書房,老師給我講書房牆上的幾位學者與朋友合照,包括周揚(曾任中國文聯主席,文化部部長等,他自認高老的學生),許家屯(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對高老十分敬重),朱光謙(美學家,心理學家,高老摯友)等,講述其中的故事,然後高覺敷老師話一轉,對我說:荷永,你知道嗎,儘管這些朋友都十分重要,但從未將其放在自己書臺每天讀書寫作都會看到的書臺玻璃板下,而這裏只有你的“全家福”(照片)……儘管當時我沒有多少表示,但已是深深觸動,深知老師的語重心長,一往情深,其中的無限期望。
後來我曾在華南師大工作多年,也有在復旦大學和澳門城市大學的工作,以及洗心島文化與東方心理分析研究院等,我到哪里,書桌上也總有高覺敷老師的照片。高覺敷老師曾有諸多書信給我,如他信中所言:“荷永,你我相處七年,念念難忘;情同師生,誼如友伴。”其中所表達的亦然是無限期望,以及期望中不可思議的力量與影響。
《心理新青年》:能否和我們簡略介紹一下您的研究領域或者研究問題?
申荷永:好啊。我的碩士論文選題是“禪宗與心理分析”,包含對弗洛姆(E. Fromm)與新精神分析的研究,以及東西方文化心理學的探索,試著從社會文化的水準來考察心理分析的意義;博士論文是《心理場論:動力與整合》,有關勒溫(K. Lewin)與格式塔心理學的主題,涉及心理學的整合與科學範式,我也曾重新驗證勒溫做過的大部分實驗,如“蔡加尼克效應”(Zeigarnik effect)、“領導風格”(leadership style)、“改變食物習慣”與“敏感性訓練”等;這些都與高覺敷先生有關。
博士畢業之後,我獨自進行了對“中國心理學的形成”(The Making of Chinese Psychology)的研究專案,也即前面提到的對中國心理學開創者的訪談研究,其中也包括高覺敷老師談話記錄,以及在這之前已有所準備的潘菽先生的資料;我將其自稱為我的“博士後”研究。我很想知道,這些資深的前輩,他們當初為什麼選擇心理學,以及,心理學對於他們自己,對於他們的一生,他們所經歷的時代,到底具有什麼樣的意義……進行研究的過程,以及,完成後的收穫不可思議。
由於這次口述歷史的訪談研究經歷,助力促成了1990年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辦的中國首屆年輕心理學學者會議,董奇主持,十位當時獲得心理學博士學位者作為共同發起人,可以作為《心理新青年》的“前身”,40歲以下的心理學年輕學者聚會。我在大會報告中提出要做“心理教育”的研究。隨後不久受邀為國家衛生部“健康衛生教育”試點專業講授“健康教育心理學”(中山醫科大學),圍繞“我們為什麼會生病(心病)?”“治癒的因素何在?”以及“心理健康維護與文化療愈”三個方面展開,後來出版了《心理教育》(1995),這是國內最早的心理教育專著之一。
1993年我承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以及獲得美國心理學會基金的資助,去美國進行“團體動力學”(Group Dynamics)研究,這是在博士論文,勒溫與格式塔心理學基礎上的拓展,一種實驗的社會心理學;出版了《心理場論》、《團體動力學》和《充滿張力的生活空間》等著作,加入了勒溫國際團隊,以及美國心理學會第九分會:社會問題心理學研究會等專業學術組織。
在美國的經歷(1993),將我引向心理分析;特殊機緣,讓我在美國南伊利諾伊愛德華鎮的森林中,進行了數月“自我分析”,獲得“頭與心對話的夢”(《洗心島之夢》之二),從大腦認知或意識心理學(當然這也是經典的西方心理學),轉而探索心理學“心”的意象與意義,其中也包含中國文化智慧與核心心理學(Psychology of the Heart)。實際上,這也是我步入心理學之門最基本問題的引向:1,心理學的本義究竟如何?2,我們為什麼將西方的“psychology”翻譯為中文“心理學”?3,心理學需要“心”嗎(或者是靈魂與心靈),或只需要頭和大腦?記得一份美國期刊在轉發我有關論文的時候加了這樣的按語:中文用‘心理學’翻譯了西方的‘psychology’。一位中國學者要為心理學找回心的意義。